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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学] 【中国国学幼儿园联盟】韩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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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wj85200 发表于 2019-6-4 21:13:1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lwj85200
2019-6-4 21:13:13 81 1 看全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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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lwj85200 于 2019-6-5 21:47 编辑

    困苦童年
    大历三年(768年),韩愈出生。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,其父韩仲卿时任秘书郎。韩愈三岁时,韩仲卿便逝世。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。
    大历十二年(777年),韩会因受元载牵连,贬韶州刺史,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。韩会早逝后,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,但却不得久住,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,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。 韩愈自念是孤儿,从小便刻苦读书,无须别人嘉许勉励。
    贞元二年(786年),韩愈离开宣城,只身前往长安。其间韩愈赴河中府(即蒲州,今山西永济)投奔族兄韩弇,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,却毫无收获。
    贞元三年(787年)秋,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。是年,韩愈在长安落第,生活无所依靠,又传来从兄韩弇死于非命的噩耗。约在此年末,韩愈因偶然机会,得以拜见北平王马燧,得到他的帮助。韩愈后曾作《猫相乳》以感其德。
    贞元三年至五年(787年-789年)间,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,均失败。贞元五年(789年),韩愈返回宣城。
    贞元八年(792年),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,终于登进士第。 次年,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,遭遇失败。同年,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,他返回河阳,为其守丧五个月。
    贞元十年(794年),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,又失败。
    贞元十一年(795年),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,仍失败。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,均未得到回复。同年,离开长安,经潼关回到河阳县,于是前往东都洛阳。
    贞元十二年(796年)七月,韩愈因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,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,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。
    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,在指导李翱、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,利用一切机会,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。
    贞元十五年(799年)二月,董晋逝世,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境。韩愈刚离开四日,宣武军便发生兵变,留后陆长源等被杀,军中大乱,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。 韩愈随董晋灵柩至洛阳,其后于二月末抵达徐州。同年秋,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,出任节度推官,试协律郎。  同年冬,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。 韩愈谈论直爽坦率,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,操行坚定纯正,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。
    贞元十六年(800年)春,韩愈回到徐州,于夏季离开徐州,回到洛阳。同年冬,韩愈前往长安,第四次参吏部考试。
    贞元十七年(801年),通过铨选。 次年春,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。他曾告假回到洛阳,前往华山游玩。
    贞元十九年(803年),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。 当时关中地区大旱,韩愈在查访后发现,灾民流离失所,四处乞讨,关中饿殍遍地。目睹严重的灾情,韩愈痛心不已。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,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,百姓安居乐业。韩愈在愤怒之下上《论天旱人饥状》疏,反遭李实等谗害,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。
    贞元二十年(804年)春,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。
    贞元二十一年(805年)春,韩愈获赦免,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。八月,获授江陵法曹参军。
    元和元年(806年)六月,韩愈奉召回长安,官授权知国子博士。
    元和三年(808年),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士。
    元和四年(809年)六月十日,改授都官员外郎、分司东都兼判祠部。
    元和五年(810年),降授河南县令。 当时,魏、郓、幽、镇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,暗中蓄养士兵,并窝藏逃犯,意图不轨。韩愈要揭发  他们的违法行为,便部署官吏,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,等天明就公布,留守官员十分害怕,被迫停手。
    元和六年(811年),任尚书职方员外郎,回到长安。
    元和七年(812年)二月,复任国子博士。
    元和八年(813年),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,却屡次遭贬斥,便创作《进学解》来自喻。宰相看后,很同情韩愈,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,于是调韩愈为比部郎中、史馆修撰  , 奉命修撰《顺宗实录》。
    元和九年(814年)十月,韩愈任考功郎中,仍任史馆修撰。同年十二月,任知制诰。
    元和十年(815年)正月,晋升为中书舍人,此后获赐绯鱼袋。  不久,厌恶韩愈的人称他先前任江陵掾曹时,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。裴均之子裴锷是平庸浅陋之人,裴锷看望父亲时,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,仍称呼裴锷的字。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,韩愈因此被改授为太子右庶子。
    元和十二年(817年)八月,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、兼彰义军节度使,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,赐紫服佩金鱼袋。 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,必能擒拿吴元济。裴度未及采行,李愬已自文城(今河南唐河)提兵雪夜入蔡州,果然擒得吴元济。三军谋略之士,无不为韩愈惋惜(关于《韩愈神道碑》所载关于韩愈此段建议平淮西之事,存疑,暂置于此)。 韩愈又对裴度说:“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,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,不必用兵。”他便找到柏耆。口授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书信,叫柏耆执笔写下后,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。王承宗摄于兵威,就上表献上德、棣二州,表示服从朝廷。
    同年十二月,淮西平定后,韩愈随裴度回朝,因功授职刑部侍郎,宪宗便命他撰写《平淮西碑》,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。当时,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,功劳最大,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。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,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,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。
    元和十三年(818年)四月,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,被任命为详定使,对朝廷仪制、吉凶五礼加以修定。韩愈被引为副使,参与修定工作。
    元和十四年(819年)正月,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,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。韩愈不顾个人安危,毅然上《论佛骨表》极力劝谏,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,要求将佛骨烧毁,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。宪宗览奏后大怒,要用极刑处死韩愈,裴度、崔群等人极力劝谏,宪宗却仍愤怒。一时人心震惊叹惜,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,为其说情,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。
    韩愈到潮阳后,上奏为自己辩白。宪宗对宰相说道:“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,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,他很是爱护朕,朕难道不知道?但韩愈身为人臣,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。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。”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,所以先说及此事,观察宰相的态度。但同平章事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,怕他重被起用,便抢先回答说:“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,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。”适逢大赦,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(今江西宜春)刺史。
    元和十五年(820年)春,韩愈抵达袁州。按照袁州风俗,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,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,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。韩愈到后,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,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。于是禁止此种风俗,不许买人为奴。
    此年九月,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,于冬季回到长安。
    长庆元年(821年)七月,韩愈转任兵部侍郎。 当时,镇州(今河北正定)兵变,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。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,并向朝廷索求节钺。
    长庆二年(822年)二月,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,命韩愈为宣慰使,前往镇州。
    韩愈即将出发时,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。元稹说:“韩愈可惜。”唐穆宗也后悔,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,先观察形势变化,不要急于入境,以防不测。韩愈说:“皇上命我暂停入境,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;但是,不畏死去执行君命,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。”于是毅然只身前往。
    到镇州后,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。韩愈到客房后,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。王庭凑对韩愈说:“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,都是这些将士干的,而不是我的本意。”韩愈严厉地说:“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,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,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!”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:“先太师(指王武俊)为国家击退朱滔,他的血衣仍在这里。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,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!”韩愈说:“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,他开始时叛乱,后来归顺朝廷,加官进爵,因此,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?从安禄山、史思明到吴元济、李师道,割据叛乱,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?”众人回答:“没有。”韩愈又说:“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,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,但都被授予高官;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,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;刘悟、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、吴元济叛乱,后来投降朝廷,现在,都是节度使。这些情况,你们都听说过吗!”众人回答:“田弘正刻薄,所以我军不安。”韩愈说:“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,又残害他家,又是什么道理?”众人都称善。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,命令他们出去。然后,对韩愈说:“您这次来成德,想让我干什么呢?”韩愈说:“神策六军的将领,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,但朝廷顾全大局,不能把他丢弃不管。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,不放他出城?”王庭凑说:“我马上就放他出城。”便和韩愈一起饮宴,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,王庭凑也不追。
    长庆二年(822年)九月,韩愈转任吏部侍郎。次年六月,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神策军将士闻讯后,都不敢犯法,私下里相互说:“他连佛骨都敢烧,我们怎么敢犯法!”
    韩愈任职不久,便因不参谒宦官,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。韩愈不服,称此举经穆宗恩准。二人你来我往,争辩不止。宰相李逢吉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,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,韩愈也被改职兵部侍郎。不久后,穆宗得知其中事由,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。
    长庆四年(824年)八月,韩愈因病告假   。同年十二月二日(12月25日),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,终年五十七岁 .获赠礼部尚书,谥号文。次年三月,葬于河阳。
    元丰元年(1078年),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,并准其从祀孔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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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lwj85200 发表于 2019-6-5 21:50:44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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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,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,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。韩愈文章气势雄伟,说理透彻,逻辑性强,被尊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。时人有“韩文”之誉。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,称为“杜诗韩笔”;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,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。韩诗力求新奇,重气势,有独创之功。韩愈以文为诗,把新的古文语言、章法、技巧引入诗坛,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,扩大了诗的领域,纠正了大历(766年-780年)以来的平庸诗风。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,他也有独到的建树,大力提倡儒学,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,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。
   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“发言真率,无所畏避”,或“鲠言无所忌”,也就是敢于讲话,而且敢讲真话。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。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,敢说“群臣之所未言”的话。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和《论淮西事宜状》都有这个特点。当然,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《论佛骨表》。其中所讲的就是“群臣不言其非,御史不举其失”的话。在封建社会中,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,这是了不起的胆识。正因此,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、有深度、有力量。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,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。
    韩愈文章之“发言真率,无所畏避”,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,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,敢讲违背旧说的话,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。例如《读墨子》一文曾说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,不相用不足为孔墨”。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。对于这样的言论,前人指为“刺谬”,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。
    韩愈文章之“发言真率,无所畏避”,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,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。例如他写《讳辩》一文,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。李贺之父名晋肃,“晋”与“进”同音,为了避讳,李贺便不得举进士。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,韩愈是不以为然的。于是他便“考之于经,质之于律,稽之以国家之典”,甘冒天下之大不韪,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《讳辩》。
    韩愈的《师说》一文。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。柳宗元在《答韦中立书》中曾经说过:“今之世不闻有师,…独韩愈不顾流俗,犯笑侮,收召后学,作《师说》,因抗颜而为师。……愈以是得狂名。”又《报严厚与书》说:“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,故不为人师。”由此可知,在那个时代,不顾流俗,不怕笑侮,抗颜而为师,是要有些勇气的;能够写出《师说》这样的文章,也是相当大胆的。
   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,而且慷慨激昂,忧愤甚广。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,凡是论及人材,便往往愤激不平,别具风概。例如《杂说》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,《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》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。所谓“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,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,求内外无治,不可得也”云云,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。《送董邵南序》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。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,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“不得志于有司”,便感同身受,无限叹惋。悲歌慷慨,发自肺腑。
   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、忧愤甚广的文章《进学解》。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《答客难》和扬雄的《解嘲》,《新唐书》本传也说他“既才高数黜,官又下迁,乃作《进学解》以自喻。”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“自喻”广阔得多。其中有“自喻”,却不仅是“自喻”,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。
   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,是不但真率、大胆、慷慨激昂,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、如话家常。这类文章和他的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诸篇的面貌不同,不是坐而论道,而是促膝谈心,无所拘束,生动活泼。《与崔群书》、《与孟东野书》、《答崔立之书》、《题李生壁》等,都属这类作品。例如《与崔群书》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,中发贤者不遇之叹,后讲自己困穷之状,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。
    在韩愈看来,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。但是,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。于是韩愈十分感叹,他说:“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,自省事已来,又见贤者恒不遇,不贤者比肩青紫;贤者恒无以自存,不贤者志满气得;贤者虽得卑位,则旋而死;不贤者或至眉寿。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,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?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、任其死生寿夭邪?未可知也。”由崔群之贤,说到贤者不遇,而不贤者反而得势。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《伯夷列传》。刘大魁说:“公与崔最相知,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,中间感贤士之不遇,尤为郁勃淋漓。”“感士不遇”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,韩愈这段文章是比“感士不遇”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。
   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。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,在韩愈笔下,便颇有新的特征,形式多样,甚至“一人一样”(李涂《文章精义》)。与墓志近似的文体,还有哀祭之文。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,不同寻常。例如《祭河南张员外文》,茅坤就评为“奇崛”。姚范以为“他人无此”。刘大櫆也说:“祭文退之独擅。”至于《祭十二郎文》,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“究以用韵为宜”,但他又说:“韩公如神龙万变,无所不可。”就是说,韩愈之写祭文,也是变化不测的。
   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,还有送序一类。在唐代,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,前辈作者如王勃、陈子昂、李白、任华,所为送序,都很出色。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,大抵不出一种格式。先叙离情,后缀风景,情致物态,尚似六朝。林纾所谓“狃于六朝积习”者,即指此类。但到韩愈笔下,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。
   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。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。林纾曾说:“韩昌黎集中无史论,舍《原道》外,议论之文,多归入赠序与书中。”例如《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》,曾国藩就看作“条议时事之文”。
    韩愈的几篇“游戏”之文,也是新体。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,是有新的特点的。例如《毛颖传》就是一篇奇文,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。柳宗元《答杨诲之书》云:“足下所持韩生《毛颖传》来,仆甚奇其书,恐世人非之,今作数百言,知前圣不必罪俳也。”但与此同时,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。他在《寄李翱书》中,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“以文为戏”,是很不赞成的。现在看来,时人“罪俳”,大概不止一个裴度。像柳宗元那样肯定《毛颖传》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。柳宗元“甚奇其书”,不是无缘无故。因为,自从六朝以来,俳谐之文如张敏的《头责子羽文》、沈约的《修竹弹甘蕉文》等等,虽有寓意,并不深远。而《毛颖传》一篇,则与前此诸作不同。虽说所写不过一篇“兔传”,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。文章写到最后,韩愈对毛颖之“以老见疏”无限同情。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。这样的俳谐之文,前所未有。
     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,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,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,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。关于这一方面,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。例如《进学解》一篇之中就有“业精于勤”、“刮垢磨光”、“贪多务得”、“含英咀华”、“佶屈聱牙”、“同工异曲”、“动辄得咎”、“俱收并蓄”、“投闲置散”等等,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;还有一些成语如“提要钩玄”、“焚膏继晷”、“闳中肆外”、“啼饥号寒”等等,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。
    自古以来,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,此文之外,恐不多见。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,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,历代之典范,其造语之精工,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这样的辞章造诣,在他前后,很少有人企及。
    韩愈的文学成就,主要在文,但其诗亦有特色,为一代大家,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。 韩愈多长篇古诗,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、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,如《归彭城》、《龊龊》、《县斋有怀》等,大都写得平实顺畅。他也有写得清新、富于神韵、近似盛唐人的诗,如《晚雨》、《盆池五首》,尤其是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》其一。
    但是,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,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。他“少小尚奇伟”(《县斋有怀》)、“搜奇日有富”(《答张彻》),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,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、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,而他一再提倡的“养气”说,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、睥睨万物的气概,发而为诗,便是气豪势猛,声宏调激,宛如江河破堤,一泻千里。
   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,是非观念极强,性格木讷刚直,昂然不肯少屈,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,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,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。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,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,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。贞元、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,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,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,二者交相作用,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。他在这一时期写的《宿龙宫滩》、《郴口又赠二首》、《龙移》、《岳阳楼别窦司直》、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、《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》等诗中,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、惊怖、幽险、凶怪的词语,诸如“激电”、“惊雷”、 “怒涛”、“大波”、出没的“蛟龙”、悲号的“猩鼯”、森然可怖的“妖怪”、 “鬼物”,都辐凑笔端,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。
   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,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,用写赋的方法作诗,铺张罗列,浓彩涂抹,穷形尽相,力尽而后止。《南山》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全诗102韵,长达一千多字,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“或”字的诗句,铺写终南山的高峻,四时景象的变幻。令人读来,虽觉十分详尽,却又颇为烦琐。再如那首著名的《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》,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。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,惟其超常,所以生新,惟其生新,所以怪奇。怪怪奇奇,戛戛独造,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。
    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,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,而在于他那“以文为诗”的一些篇什。如《山石》、《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》,对于这样的作品,前人多所评论,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谓前篇乃“古文手笔”,后篇亦“古文笔法”。这样的“手笔”和“笔法”,和初唐、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,显然有不同者。因此,叶燮《原诗》认为“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”。所谓“大变”,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。
教育
    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,又任国子监祭酒,招收弟子,亲授学业,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。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,广招后学。
   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,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,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,就是自己的老师;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,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。
    思想
   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。在宋儒眼中,孔、孟之下,便是韩愈。他在儒学式微,释、道盛行之际,力辟佛、老,致力于复兴儒学,取得了重大的成功。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,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。
     政治
    韩愈在政治上,反对藩镇割据。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,学者郭预衡指出:韩愈《平淮西碑》的主要倾向是“反对藩镇割据,而歌颂平叛的胜利;赞扬主战派,而批评主和派”,认为“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,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”,而且他“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,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,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。”
    史学
    唐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,他撰有《顺宗实录》五卷,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三卷《顺宗实录》基础上改写而成,他“削去常事,著其系于政者,比之旧录,十益六七,忠良好佼,莫不备书,苟关于时,无所不录。” 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,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,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,说明表状所言,符合实情。《实录》送呈以后,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,原因是“韩愈撰《顺宗实录》,说禁中事颇切直,内官恶之,二人上前屡言不实。” 于是“累朝有诏改修”。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写,几经曲折,终于遵照旨意,将实录中所书德宗、顺宗朝禁中事“详正刊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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